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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的中国对策_凤凰彩票

2018-01-03 18:51编辑:admin人气:


【凤凰彩票】

  文|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一位口无遮拦、政策激进、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当选总统,成为选举最大的一匹黑马。经过不到一年的执政,特朗普总统对内对外不断兑现竞选承诺,冲击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作为这个地球上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维护好和平发展的环境?如何避免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

  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贸易逆差来源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截至目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但问题是,中美贸易长期严重失衡。对中国而言,对美贸易顺差是其最主要顺差来源,占其顺差总额的比重虽呈现出较大波动,但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2600亿美元,占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43.36%。对美国而言,对华贸易逆差是其最大的逆差来源。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整体商品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的47%。结构上,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众多且总体技术含量较低,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只集中在少数大宗商品及高技术含量产品,由此造成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为4630亿美元,涉及服装、手机、电脑产品、家电、渔业、珠宝、电信设备、玩具、游戏等类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40%来自中国游客赴美旅行、大豆、飞机及汽车出口四大行业。

  特朗普新政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之间出现长期贸易不平衡,主要在于双边经济结构的差异。尽管中国表示愿意就贸易问题与美国进行全面对话,以求寻得解决之道。但是,特朗普在国内国外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压力。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因此遭受重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是美国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对手,自然也就成为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缩小甚至消灭对华贸易逆差。在要求得到满足之前,预计美方将不断祭出各种壁垒,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措施。由于对美依存度更高,中国经济更难承受双边贸易战。而且,随着多边机制不断边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有效利用WTO遏制美方单边行为。如果特朗普按照完成两个任期的时间考虑,追求的是在其任期内最终实现贸易平衡,那么未来7年,平均每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要削减5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直接导致中国GDP增速下降至少0.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对外贸易对经济的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平均每年至少下降1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转型困难可能因此增多。外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办厂,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伴随着这些跨国企业而来的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通过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及培训效应,带动中国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极大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2011年以前,以外资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简称“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一直占据我国出口的半壁江山。即使2016年,“三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比仍超过40%,顺差占比接近50%。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造制造业计划,推出系列吸引资金回流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因为环保要求提高、外资优惠取消等方面的原因,在华投资成本逐渐上升。一些跨国企业开始离开中国,或者转向其他地区或者回流本国。此次,特朗普政府推出税改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大幅调低至21%,减少美企境外资金回流成本,同时不断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其目的在于改善美国营商环境,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英、法、德、日也都相继出台减税措施,印度也推出了系列投资利好政策。如果中国不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将有很大可能性出现外资加速流出的现象。

  中国金融市场可能因此波动加剧。特朗普新政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货币发行基础造成冲击。如果未来7年,对美贸易顺差逐渐消失,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可能收缩40%左右。在此期间,央行将不得不改变基础货币发行渠道,由此将造成货币市场不稳定。二是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将造成冲击。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就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贸易优势。虽然美国财政部近期拒绝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难保未来不会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另一方面,在缩减顺差和外资净流出的压力下,人民币本身面临贬值的压力。三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利率和汇率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粗放的风险管理模式,一旦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风险失控,将可能引发一场金融灾难。

  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第一,认清趋势、乐观应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个偶然事件。但是,美国战略转向是个必然事件。即使暂时因各种掣肘推进缓慢,甚至特朗普不能完成任期,被世人称之特朗普新政的系列“美国优先”政策措施依旧会推行下去,当然也可能会冠以其他名义。因为这是美国利益的体现,是美国以捍卫西方文明展开的国家经济竞争。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出发点,重申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报告称当的世界正迎来更激烈的竞争,美国必须在竞争中保护国家利益,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竞争对手,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日益强烈的国家竞争意识。

  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历史告诉我们,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助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但是,如果文明之间的竞争失控,人类将会被带入战争的深渊。如何管控竞争力度、避免战争悲剧,考验着各个文明领袖的智慧。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面对这场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要着眼长远、有所准备,既不过分计较短期得失,又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想方设法疏导和分散世界的压力,努力引领国家竞争朝向良性、可控的方向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中国贡献。

  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乐观应对。对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中国具有一定优势。虽然经济基础和技术储备与西方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中国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动员能力。反而是美国,能否做到为西方文明而展开国家竞争,目前仍是疑问。长期文化多元化,使得欧美社会陷入严重分裂,其内部对于文明竞争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缺乏共识的民主,使得欧美政府难有作为,无法充分发挥国家竞争潜能。特朗普目前的处境就是典型。与此同时,中国还具有道义优势,不仅那些渴望通过全球化发展自己的非西方国家会支持中国,欧美内部全球主义者也会是中国的同盟。此外,中华文明独具的包容和融合特性,也会减少其他文明的敌对情绪。

  第二,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比较拉丁美洲和东亚诸国的经验得失,我们会发现,维护政治秩序基本稳定,采取激励有效的制度安排,保持与发达经济的紧密联系,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三个基本前提。对于中国,上述结论同样成立。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建立和完善激励有效的制度安排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拉近与巩固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紧密联系的历史。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得过去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逐步释放到社会中,得以流动起来,民众有更多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同时打破了“大锅饭”,建立了基于投入和产出贡献的分配制度,让民众在自利的同时实现利他,有更大积极性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得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才能接触国际先进技术、广阔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不能变,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面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格局变化,中国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练好“内功”迎接挑战。首先,要正确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做强做优做大是应有之义。但做优做强做大国企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完成,决不能走回头路,不能通过政府保护和资源要素的堆积来实现。其次,要进一步明晰政府的经济职能。一般来说,政府不会比市场更懂得经济发展趋势,政府不会比市场能更有效配置资源,政府更不会比市场能创造更有效的激励。因此,提升国家竞争力,需要减轻政府的经济职能,控制住资源要素向政府集中的势头。当然,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短期内政府还得承担较多的经济职能。为避免政府干预严重影响经济效率,需为各级官员探讨制定科学的考核体制机制,激励他们为提高经济竞争力而努力。如不能尽快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一旦现行国际投资贸易制度安排中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对称保护被大幅削弱甚至取消,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优势可能会慢慢消耗殆尽。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联系。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一定的厚度和弹性,可在较大范围内自我调整。但也要清醒看到,在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仍旧属于跟随者,经济发展仍旧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达经济更多扮演的是中国经济合作者的角色,而非竞争者的角色。相反,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有较多共同话语,存在抱团对抗西方强权的需要,但在经济上更多的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事实上,美欧之外,我国几乎对所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存在贸易逆差。在此背景下,要审慎对待美欧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尽量避免对抗升级,贸易谈判站队时要特别谨慎,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对于中国而言,只要能够继续参与发达国家经济循环,即使短期要付出一些成本,从长期来看一定是收益更多。

  第三,具体建议。一是减轻企业负担。尽管各方测算的方式不同,测算结果也有差异,但是中国企业税负高于美国是大多数观察者的共识。坦率地讲,中国产品今天在国际市场仍具有竞争力,对美欧贸易尚能保持顺差,除了相对于它们我国劳动力成本仍旧低廉、环境保护投入仍旧太少外,实行出口环节退税、征收税率远高于美欧的进口环节税也起着重要作用。从中国自身情况来看,劳动力低廉优势已经难以持续,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也刻不容缓。反观欧美,特朗普新政在着力降低美国企业负担,英、德、法、日也紧随美国降税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如果美欧再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要求中国降低进口环节税率,那么中国产品与服务不仅可能不再存在竞争优势,甚至因为自身税负过高而处于劣势地位。要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国家间竞争中落败,中国政府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减轻企业负担。当前,可考虑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待时机成熟后予以取消,将税制从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当然,减轻企业负担意味着短期内财政收入将会减少,需要尽可能多地削减非必要政府支出。

  二是抑制过度金融。特朗普新政将给中国金融监管部门造成两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对于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有效管控。采用行政手段固然可以实现管控,但同时也会造成市场扭曲,使得市场丧失其固有功能,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对此,应转换思路,可考虑全面开放包括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所有金融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及浮动汇率制。通过完全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来化解美国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和市场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要实施金融抑制措施减少投机性金融活动,扭转已经走得太远的过度金融化趋势,使金融脱节回归融资中介功能。籍此,一方面减轻因投机造成的金融市场动荡,另一方面降低金融动荡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三是现实理性对待多边机制。随着特朗普经济新政逐步推行,经济全球化将可能出现停滞甚至逆转,多边经济贸易机制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在对外政策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到这些变化,更多关注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理性考虑对于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的资源投入。如果美欧不打算维持既有多边治理机制,我们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很难独力维护这些机制。发展国际合作,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也不能为区域化而区域化,在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好理性权衡。

  本文研究受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度项目资助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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